作家洪斌:考公非唯一出路——写给正在焦虑的千万个家庭

考公——这或许是当下许多中国家庭的缩影：父母固守传统观念，执意要求子女报考公务员。千万家长都会一样认为“读了书就必须考公”，这种想法其实已与当今社会的成长逻辑和时代节奏有所脱节。家庭中这类略显沉重的期待，或许也道出了不少家长与孩子共同面对的心结与无奈。 一、把数字摆到阳光下：2024—2025“全民赶考”全景透视 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303万，竞争3.97万个岗位，录取率仅1.3%；2025年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，计划招录4.02万，录取率更是跌至0.4%，约250人竞争一个岗位。若将各省省考、事业单位、选调生等招录考试一并纳入统计，2025年仅体制内招录考试就吸引了超过2500万人次报名，而当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不过1222万，“全民赶考”的态势已然形成。 与“上岸”热度同步攀升的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数据。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数量同比增长37%，其中60%与贪污挪用公款相关；2025年上半年，已有超过180名“90后”“00后”基层财务人员因网络赌博、直播打赏、奢侈消费等问题“翻车”，其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99年，入职仅10个月便侵占公款270万元。冷热鲜明的对比之下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眼前：当千万人挤向同一座桥，这座桥能否承受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？更重要的是，桥下的大江正百舸争流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去造船、潜水、搭建新的桥梁，或者干脆选择掉头前往远方？

二、把镜头拉回历史：仕途从来不是保险箱 翻开《资治通鉴》，不难发现“当官”实乃一把双刃剑。盛唐开元年间，唐玄宗任用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为相，结果导致藩镇势力坐大，为唐朝的衰落埋下隐患；北宋时期，范仲淹秉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，留下千古名篇，其政治抱负与家国情怀令人敬仰；明朝严嵩父子权倾朝野，结党营私，最终被抄家问斩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；清乾隆朝，三万举人争夺三百个进士名额，“官本位”思想异化，出现了“范进中举”式的心灵扭曲现象。历史给出的结论清晰而深刻——仕途既能放大个人的抱负与才能，也可能放大贪欲与私心；权力若缺乏敬畏之心，终将成为自我吞噬的漩涡。 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截至2024年底，因违纪违法被查处的军级以上军官已有百余名，其中上将13人、中将22人、少将85人，包括徐才厚、郭伯雄等军委副主席级别的高官。他们利用职务便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，严重违反党的纪律，涉嫌受贿犯罪。这些案例犹如一记记警钟，警示我们：仕途从来都不是保险箱，更不是“免死金牌”。 如今那些“95后”出纳、“00后”会计重蹈覆辙，不过是将古人的剧本搬到了直播间，用打赏“火箭”的方式演绎着新的贪腐闹剧。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：权力若缺乏制度约束与价值观校准，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，都可能陷入“翻车”的境地。 三、把坐标放到当下：被忽视的“机会成本” 当全社会都在为“上岸”欢呼喝彩时，却鲜有人去计算其中隐含的沉没成本。有一位清华电子系硕士，连续三年全职备考公务员，2024年终于“上岸”某部委，年薪12万元；而他的同届同学加入了一家芯片初创公司，经过四年的努力，股权激励兑现，税前收入超过300万元。近年来，清北毕业生进入体制的比例从2015年的12%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38%，与此同时，中国芯片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行业却普遍面临“招不到顶尖应届生”的困境。 更大的风险体现在基层。某街道办2024年新录用了15名硕博毕业生，其中材料科学、天体物理、量子通信等专业的人才占比过半；然而半年后，他们的工作内容却变成了窗口接访、报表汇总、防疫排查等日常事务。这种人才错配不仅浪费了个体的黄金成长周期，也让公共财政承担了高昂的机会成本。 2025年国考弃考率仅13.3%，较2023年的41%大幅下降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抱着“孤注一掷”的心态涌入考场。然而，公务员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屡遭质疑，被批评为“八股文”的现代翻版。当考试本身异化为一场“记忆力与套路”的比拼时，我们是否该反思：现有的选拔机制是否还能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？ 四、把尺子交给个体：稳定与自由的永恒张力 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这一流行梗，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不确定性放大所带来的集体焦虑情绪。但稳定本身并不等同于幸福。2024年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》显示，在已“上岸”三年以上的公务员群体中，47%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，15%出现抑郁倾向。原因并不复杂：晋升“天花板”清晰可见，工作内容与专业严重错位，以及“论资排辈”带来的无力感，都让许多公务员在工作中感到迷茫与压抑。 与此同时，灵活就业市场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。2024年，中国灵活就业者已突破2亿大关，人工智能训练师、碳排放管理员、民宿管家、数字游民等新兴职业的平均月薪超过1.5万元，且50%以上的岗位允许远程办公。社会正在用更高的薪酬、更弹性的工作空间向年轻人发出呼吁：稳定可以是一种选择，但绝不是唯一答案。 五、把尊重还给家庭：请听见孩子的声音 在武汉工程大学，一位班主任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班会，邀请了两名学生参加：A同学保研到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，继续深耕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；B同学考取了县城税务局，踏上了稳定的仕途。老师给出的评语是——“他们都在自己喜欢的轨道上发光”。教育的终点，从来不是获得一套“制服”或拥有一张“办公桌”，而是实现“人”的全面发展。 家长需要认真思考的真正问题是：你爱的究竟是孩子的笑容，还是他胸前“某某局”的工牌？当你逼着擅长画画的孩子去背诵申论时，也许世界就失去了一位像宫崎骏那样的艺术大师；当你让痴迷代码的孩子日复一日地刷行测题时，也许下一代操作系统就此与机遇擦肩而过。 家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“替孩子选择”，而在于“帮孩子建立选择权”。与其一味追问“这份工作稳不稳”，不如关注“孩子学不学得进去”；与其为孩子存“彩礼钱”，不如设立“试错基金”，让孩子有勇气去尝试不同的可能。用一年时间去做公益、去创业、去环游中国，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崩塌。真正的规划，不是让孩子瞄准一个看似安全的目标，然后用整个青春去“豪赌”，而是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潜能，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。 六、把药方开给社会：让多元之路同样宽广 （一）制度端 改革薪酬与晋升通道，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，让基层公务员“有尊严地留”，同时完善退出机制，让那些不适合公务员岗位的人员“有秩序地走”，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。 （二）市场端 出台减税、补贴、人才绿卡等优惠政策，降低新兴行业的创业门槛和试错成本，鼓励年轻人投身于创新创造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 （三）学校端 将职业生涯教育前置到大二阶段，通过开设职业规划课程、举办行业讲座、组织企业参观等方式，让学生至少知道“除了国考，还有一万种可能”，拓宽学生的职业视野。 （四）舆论端 媒体应停止将“上岸”渲染为成功学的唯一标准，避免给年轻人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；同时，停止把“裸辞”污名化为失败者的行为，尊重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。 （五）家庭端 设立“试错基金”，允许孩子毕业三年内有一到两次“回头再来”的机会，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和心理保障，让孩子在探索职业道路的过程中更加从容自信。 2025年下半年，南宁市事业单位放出223个岗位，计划招聘307人，涵盖医疗、交通等多个行业。这提醒我们：除了公务员，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社会组织、自由职业、全球就业等都是值得探索的通道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既需要坐冷板凳潜心研究的科学家，也需要凌晨四点就开始忙碌的炸油条摊主；既要有把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公务员，也要有把咖啡拉成精美图案的艺术家。 七、一条桥与千万条路 考公，是一座桥，但它绝不是人生的彼岸。当千万人挤在同一座桥上时，桥会因承载过重而晃动，甚至有断裂的危险；而桥下的大江，正有千帆并进，展现出无限的可能与活力。请把掌声送给那些成功“上岸”的人，也请把祝福送给那些选择造船、潜水、搭建新桥梁的人，以及那些决定掉头前往远方、探索未知的人。 人生的意义，从来不在于抵达哪一个编制，而在于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之燃烧激情、付出努力的那一寸疆域。毕竟，世界那么大，不止一座桥可以通行；孩子的人生那么长，不止一种活法可以选择。让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，鼓励他们勇敢追梦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 正如《周易》所言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在职业选择日益多元化的今天，唯有打破“考公唯一论”的思维定式，才能让年轻人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。 考公非唯一出路，尊重选择方显时代进步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为年轻人创造更加宽松、多元的发展环境，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（记者:洪斌）